一位哲学大师，一部狂人日记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编辑推荐：一位哲学大师，一部狂人日记。冷眼写尽爱与耻，人性与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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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丰富的一生充满了冒险：一场融合了私人生活之跌宕，历史，哲学及政治学研究的人生冒险。他那炫目而极具煽动力的精神力量，影响甚至决定了无数的学科理论、实践行为与现实存在——纵然世间围绕他的论述卷轶浩繁，它们也都无法论及其智识的全部。
——雅克·德里达
疯狂似乎是哲学不可避免的代价——比如说尼采、维特根斯坦，甚至是青年福柯……阿尔都塞在《来日方长》中追寻的即是这种疯狂的根源。
——迪加德·埃里邦，《米歇尔·福柯》作者
《来日方长》既是阿尔都塞晚年的“一个批判的忏悔”，也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忽略了它，我们便无法对他的思想获得完整的理解。
——俞吾金
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常年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出生于阿尔及利亚，1924—1930年在阿尔及尔上小学。1930—1936年在法国马塞上中学。因德国法西斯入侵而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关押在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1945年重返高等师范学校，在哲学家巴歇拉尔指导下研究哲学。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从教，并于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62年升为教授。60年代，阿尔都塞达到了其理论生涯的巅峰，然而相随的却是精神状态的恶化。他长时间依赖于精神分析师的治疗，却还是无法抵挡病痛的加剧。1980年，他因扼死妻子埃莱娜而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却“不予起诉”。治疗期间，阿尔都塞仍笔耕不辍，撰写了《来日方长》与《事实》两部自传。1990年，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著有《孟德斯鸠、卢棱、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自我批评》等多部经典专著。
来日方长四个小片段
蔡鸿滨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希望（这是又一次了，不过我从未停止过这样的希望和尽力而为——直至她的死我什么没做过呢！）“拯救”埃莱娜，使她摆脱绝望、孤独，不再被党抛弃。我天真地认为，党或党的组织不会不需要这样一位既聪明又有政治头脑的女子，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战士出来为它工作。因为我从她那里得知，她认识保尔·艾吕雅；我就没跟她打招呼，也记不清通过什么复杂的手段，得到了艾吕雅的接待。
一个全身赤裸的年轻女人在房间的长沙发上睡着。我一开始便用你称呼艾吕雅（同志之间嘛……），但他似乎没有体会到我的态度。我怀着激情诉说原委，为埃莱娜的公案辩护。难道他不能出面干预，让她得以在法国妇女的行列里进行战斗吗？他只是回答我说：“埃莱娜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子，我很了解她，可她总是需要有人帮助她。”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跟库雷热一样。
埃莱娜终于跟我一起在第五区和平运动理事会并肩战斗了。一切好像都很顺利，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些朋友，我也为她感到高兴。但是有一天，在金字塔路和平运动总部，她到那里取海报的时候，被党的一个小干部认了出来，此人曾在里昂看见过她。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第五区理事会的领导，大概还报告了法奇，于是便掀起了那场人们可以想像的最丑恶的审判。
据这个小专职干部说，在里昂“人人都知道”，埃莱娜姓里特曼，别名萨宾娜，现在姓勒戈蒂安（埃莱娜出于对自己姓氏的憎恨，便根据拉吕神父的意愿，改姓一个最初到中国访问的耶稣会会士的姓），同时是英国谍报部门和盖世太保的特务（原文如此)。实际上，这类流言在里昂就曾传播过，所以得从头说起。当时埃莱娜和阿拉贡一家来往很密切，在抵抗运动期间，时常从瑞士给他们带回一些在法国不易找到的东西，特别是给埃尔莎带回丝袜。但偶尔有一次，给埃尔莎带的袜子不符合这个挑剔的女人想要的颜色或是薄厚。阿拉贡盛怒之下便和埃莱娜断绝了来往。然后他就开始把她说成是一个英国谍报部门的特务！另外，在里昂当地解放战役时，埃莱娜曾领导一支游击队，都是一些做起事来喜欢直截了当的小伙子。他们抓住了一个盖世太保的高级负责人，把他关在他们楼房的地下室里严刑拷打，然后草率地处决了。可是埃莱娜早就下过严格的命令：首先一定要和所有俘虏一视同仁，其次要注意让他活着，这样才能审问他，以便从他口中最大限度地得到对抵抗运动和新成立的法国内地军有用的情报。可游击队的小伙子们没有理会她下的正式命令。处决的消息在里昂不胫而走，传到热利埃主教周围人的耳中；而在德国占领期间，这个主教的态度就很值得怀疑。他的一名被共产党战士叫作“毛头神父”的亲信，跑来责问埃莱娜，并且大发议论，说她用种种方法对游击队的俘虏“滥施”酷刑。这些显然都是不实之词，但却可以给做贼心虚的热利埃的亲信们“充当”借口。我不知道是谁又添枝加叶，于是埃莱娜便在谣传中成了盖世太保的特务。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
党的这个专职干部的“揭发”，产生了一颗炸弹的效果，不管怎样，反正是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公开清算的机会。大家知道埃莱娜自1930年后便是党员，在战争期间没有能和党恢复联系，而战后党又拒绝接纳她。这时便有人提出了这样一段令人瞠目的历史，说埃莱娜可能是1939年签订德苏条约那会儿被开除出党的。可是，由于惟一能够作证的碰巧是一个叫维塔尔·盖曼的人，此人从那以后就变成了叛徒，所以党不能自找麻烦，去向他询问这段往事。在此期间，埃莱娜就被党看作是有重大嫌疑的人：是1939年被开除出党的。
这个专职干部的“揭发”，加上党的怀疑，就造成了区理事会领导人发动的一场名副其实的审判。这大概也是奉党之命。审判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会上对埃莱娜做出了最严厉的指控。尽管她得到允许(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找来两个在抵抗运动中的同志作证，但根本无济于事。理事会起草了一项决议，在列举种种需要的理由之后，决定将埃莱娜开除出区理事会（可是在理事会章程里根本没有这类规定，甚至没有可以开庭审判这回事）。我还记得让·德雷施高高的身影，他一言不发地听着。当在列举的理由里提到“毛头神父”的问题时，我像一头狮子那样争吵起来。理事会的领导们无论如何只愿意说是个普通的“教t”（“为了不触犯天主教徒”）这是我惟一胜诉的一点。到进行表决时，所有的人都举了手（德雷施已不在那里了），而我羞耻而又惊愕地看到我自己的手也举了起来：很久以来我就知道，我的确是个胆小鬼。
党找我谈了话，“管组织的”书记马塞尔·奥盖勒令我和埃莱娜断绝关系。在高师党支部书记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驱使下（他在自己的著作《从蒙彼利埃到巴黎》中诚实地叙述了这件事，尤其是当他第一次见到埃莱娜时，就诚实地当面请求她原谅——而且我要明确指出，他是整个这一帮可悲的人里惟一的、独一无二的为此请求原谅或至少有所表示的人），支部试图监督我执行命令的情况。但这种“监督”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我们周围形成了绝对的虚空：走在街上，所有的同志都躲着我们。支部工作日程上惟一的问题就是：“挽救阿尔都塞”。
当然我没有听命。我和埃莱娜立即离开这里，躲进了另一种孤独，在卡西的孤独，在那里，虽然我们没有朋友，但是谁也不会躲着我们；况且还有海风和大海带来的慰藉和平静。埃莱娜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勇气。她反复对我说：“历史会证明我没有错。”尽管如此，可我们还是在巴黎就经历了一场真正的莫斯科审判，后来我常想，如果我们是在当年的苏联，我们最后就得脖梗上挨一枪。
这件事显然使我对党、党的领导人和党的行动方法有了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令我联想到入党后不久的另一次经历。当时我带动支部在高师建立一个波利策学社，我们希望邀请重要的工会和政治领袖来给我们讲工人运动史：这样我们便听过伯努瓦·弗拉商、亨利·蒙穆索、安德烈·马蒂和其他人的讲课。不过，我们出于谨慎和纪律的考虑，还是商定去征求卡萨诺瓦的意见，当时他分管“知识分子”。我在德桑蒂陪同下去见他，德桑蒂也是科西嘉人，可以随意出入洛朗那里，并且，恕我直言，像只小狗一样追随他的政策。我们在前厅里等了足有一个钟头，这里跟他的办公室就隔着薄薄的一层木板墙。一小时的叫喊、侮辱和闻所未闻的谩骂；我们只听见卡萨诺瓦对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而那个对话者几乎是哑口无言。话题是无产阶级科学，这是当时的口号。我们听见一些令人惊愕的命题，包括提到22=4。似乎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人神情沮丧地走了出来，德桑蒂告诉我他叫马塞尔·普勒南。我们走进卡萨的办公室，他在我们面前又大讲刚才跟普勒南说的那一套激烈的论证，然后才平静下来，读了我拟的海报，并且批准了我们的做法。多么有意义的一课！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类事件，尤其是最可怕的前一件事，并没有使我陷入任何抑郁症。我感到沮丧，但也感到愤慨，大概正是这种愤慨的心情，加上埃莱娜非凡的勇气的榜样，支持我活了下来。我成了一个男子汉。
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埃莱娜长久以来说得对极了：党如果不是直接地，那么至少也是间接地“背叛了”它所标榜的“工人阶级”。从埃莱娜1980年被杀死以后，我就再也拿不回我的党证了。我度过了一整段痛苦的历史，在这期间，党和《人道报》对我都很得体。我在法律上被剥夺了一切主动权，而且我也不愿意使党背上一个危险的“杀人凶手”的包袱，因为总会有人要趁机攻击它的。
我还可以就我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和卢梭的（对我来说）异乎寻常的“相遇”的主观原因作些解释。不过，我想还是在另一本小书里阐发这一点为好。
我在这里只想说，我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第三种知识”的性质，这是对既是独特的同时又是普遍的情况的知识。斯宾诺莎通过犹太民族这个独特民族的独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知识的一个光彩夺目、却又通常不被重视的榜样{在TractcuusTheologico-Politicus里）。我的“病例”（cas)就属于这一类“情况”(cas),像任何“医学的”、“历史的”或“精神分析的情况”一样，迫使人按照它的独特性来承认它、对待它；但是，这个独特的情况也是普遍的，这是由一些反复出现的常项（而不是波普尔所谓的可证实一证伪的规律）表明的，这些常项在各种情况下出现，人们可以从中归纳出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待其他独特情况的办法。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也无非是这样，是按照一种几乎没有人注意却又必须发展的逻辑行事的。
我个人直接得益于斯宾诺莎的，还有他那令人惊讶的关于身体的观念。他认为身体具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力量”，并且，由于身体更多地展现出它的conatus（努力）、它的virtus（德性）或fortitudo（勇敢）的运动，而具有更自由的mens（精神）。斯宾诺莎就这样给我提供了关于某种思想的观念，这个思想是身体的思想，进一步说，就是用身体来思想，更进一步说，就是身体本身在思想。这种直觉与我适应并与我“重新组成”自己身体的经验相吻合，因为我的身体和我在思想上、智力兴趣上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我得益于完全令人震惊的马基雅维利的东西，是这样一种极限的观念，即幸运在本质上无非是虚空，尤其是内在于君主的虚空。这样就在君主激情的平衡和游戏中，把狐狸的角色置于首要地位，并恰好可以在主体一君主和他的激情之间引入一段距离，在那里，存在应该显得像是非存在，而非存在像是存在。这个令人震惊的观念，只需稍加阐述，其实就与一种最深刻的精神分析经验相吻合，那就是和自己的激情——更确切地说就是和自己的反移情——保持距离的经验。我在斯宾诺莎和马基雅维利那里读到的，自己都曾具体地经历过，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会对在他们那里“遇到”的东西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因为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所教诲的，不就是早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之前就已提出的难题和问题——怎么办吗？而马基雅维利早已为我们指出的，不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吗？——那些在君主形象下面出现的各政党，包括法共在内，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它们组成r议会的、宪法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机器，连同这个机器所意味着的对人民群众的一切意识形态培养，以便使他们在党的帮助下参加普选投票，并“相信”普选。当然，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是不存在什么普选的，但却存在着当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是由君主这个人物的公共一人民的形象所构成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区别，但如果仔细研究起来，对于我们的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都颇具教育意义；因为这些共产党，正如葛兰西深深懂得的，要颍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是夺取国家机器的必由之路——不是通过由所谓“市民社会”来包围它的办法，而是通过工人的政治组织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来反对国家机器本身。
这是在1979年到1980年。这一年倒是有些好兆头。在10月到12月间，我成功地抗住了一场刚开始的抑郁症，主要是靠我自己克服的，没有住院治疗。尽管我俩争吵不断，但总是隔着很长的平静的、极其融洽的时期。当然，这是就埃莱娜方面而言：她和我的精神分析师的谈话，在她身上产生了令大家都明显感到的效果。她的耐心大大增强，不那么容易暴躁了，在工作中也更善于控制自己的反应，这样一来，她便结交了一些真正尊重和爱戴她的朋友，他们跟我谈起她来，就像谈论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她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在她的单位Sedes，改变了作为公司专业之一的社会学调查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机制，即调查的方法本身。她制订了一套进行田野研究的独特程序，在她的同事当中培养出许多这方面的能手。于是不再只是我向她“出示”我的朋友，而是她也邀我到她的朋友家里去。当她要退休时(为了把位置留给年轻人），她以很大的勇气，在海滨福斯组织了一次无偿的个人田野调查活动，每两周到那里去一次。这在当时是一项惊人的成果。她也终于喜欢上了我的女友，例如弗兰卡，当后者病重时，她便独自一人主动到意大利去看望；当弗兰卡的小姑乔瓦娜严重抑郁时，她又为她安排了一次到威尼斯的旅行，埃莱娜对那里很熟悉：乔瓦娜至今还满怀感激地跟我谈起这次慷慨的举动。她非常喜欢埃莱娜，就像所有稍微做出了一点儿努力来了解她的人那样，不过她可能从来也没有想到埃莱娜会是这样一个人，对人那么温柔体贴。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我这方面，情况也在逐渐好转。当然——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我感到讲课越来越困难，我做了长时间的努力，但成效甚微。后来我只限于改改学生的论述文和报告，私下为他们讲解，或就哲学史上的这样那样的要点做过几次认真的发言。可是，我与女友们的关系却真的改变了。
我想到其中的一个，是我从1969年开始认识的。起初，由于怀疑她对我怀有强烈的情欲，我开始按照自己的反应和自我保护的技巧，先是采取主动，接着便拼命抵抗。由于她很要强，但又极端敏感，躁动不安，一触即发，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总是吵吵闹闹，而我愿意承认，大多是因我而起。后来，也许是由于精神分析的疗效，我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是我明白了她的确没有想“抓住我”，也丝毫没有“打我主意”，我立刻把她当成了真正的朋友，而我们的关系虽然仍免不了磕碰，但已不那么激烈，在摩擦中逐渐改善了。在我长时间住院期间（1980年到1983年），她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有力地促使我活了下来，虽然并非我所有的朋友都有同样的评价（在他们看来，正如好些护士的看法，她的帮助本应对我更加有效）。从此，我们的友谊成了我们共同的财富。
但我也变得特别注意和女人接触的方式，于是我不仅希望而且能够为自己提供这方面的证明。那是1975年左右，在一次书展结束时，当时差不多所有的展台都已收摊，大厅里几乎空了，我偶然间瞥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身材娇小，棕色头发，有那种著名的侧影。她那么纤弱，犹豫，羞怯，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朝我还在那儿守着的展台走来。她买了我一本书，我们聊了起来，我向她保证，如果我能对她的学业和课程有所帮助，我会乐意去做。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个动作：那样我会追悔莫及，因为我心里确信，我绝不能再犯以前那样的怪脾气，而要对她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尊重她自己的节奏。实际上，重要的是我的态度已经能够改变到这样的程度——这是个迹象，说明有某种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东西，在我身上“动摇”了。她给我打来电话，我见到了她，没有立即发生任何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态度；一段漫长的历史在我们之间开始了，两个人摸索着互相探寻，缓慢而确定，我并没有强行加速。我感觉好像终于开始懂得爱是什么意思了。
我不知道圣安娜的医生是否给我用了（与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不同的）抗抑郁剂。我只记得每天晚上都要灌大剂量的氯醛，这种老药总是很灵验，我特别满意的是它使我睡得很熟（尽管医院里很高的窗户没有窗帘），每天早晨都要历尽艰难才能醒来。不过睡眠时间延长对我来说倒是件愉快的事：凡是能够摆脱焦虑再次袭来的办法，都值得采用。不过，我知道医生给我做过十来次休克疗法：这么说我一定是极度抑郁。当然，这些休克疗法是在施用麻醉和箭毒的情况下做的，就像在发现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之前，曾在狼谷、还有一次就在维西内特也给我做过的那样。我似乎还能看见那个年轻的医生，脸上红扑扑的，带着通电的“机器”来到我的房间，在开始操作前，先跟我讲一大套关于休克疗法及其好处的话，我甚至可以说是一段令人愉快的讲话。这样我就能进入“假死”状态而不致太害怕，但我还是能感到一种年深日久的恐惧。
在圣安娜生活的物质条件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尤其是那个大食堂，人们在那里得自己找盘子和刀叉（饭后得在一个发臭的水槽里洗自己的餐具，但是不洗盘子，我始终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吃饭时人们都随便结伴人座，服务人员端来粗制滥造的大盘饭菜，胡乱放在桌上。不过正是在这里，我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从前的小学教师，病得不能教书了，按照那里可怕的说法，是个“老病号”，他能够出去，然后给我带回一些报纸。多米尼克跟我一样是病人，是教师，我说什么他都听着，并且理解我：他是个真正的朋友，我深信他能严守秘密，所以跟他可以无话不谈。我没有忘记他的悉心关怀和慷慨大度，我曾试图再找到他，但一直没有找到。如果有一天他读到这本小书，我希望他能跟我打个招呼。后来，我在一次冒失行动中连累了他，尽管毫无恶意，却在医院里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我才知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最亲近的一些朋友，并不太知道我究竟会有什么危险——这首先取决于医学鉴定的结果，继而又取决于不予起诉的决定（我想这个决定是2月初才做出的）——，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同时尽一切可能和能力从外面帮助我。正是在这时，出现了一些表现得最忠实、最热忱的人。奇怪的是，他们一般是些最亲近的人，但也不都是，在亲近的人当中，有些显然躲开了。后来，这种分手的事引起了我的思考。疯狂，精神病院，禁闭，这些事会让某些男人或女人感到害怕，他们一旦触及或接受有关的念头，内心就会感到莫大的焦虑，以至于会阻止他们来探望朋友，甚或做出什么干预的行动。在这方面，我不能不想到我们亲爱的尼科斯·普朗查斯的英雄主义，他对一切精神病院都怕得要命，可是每当我被禁闭时，他都总是会按时来看我，并且总是让我感到快乐；他那时一定正忍受着焦虑的折磨，而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我甚至回想起来，在埃莱娜死前的那一年里，他差不多是我惟一愿意见的人。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已经有过一次自杀的企图，他讲起那件事来就像是一起纯属意外的事故：夜里，在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上，一辆重型卡车斜着撞到了他……其实是他自己扑到车轮底下去的，这是他的女伴后来告诉我的。那次我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在高师附近的街上见到尼科斯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因为可怕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而饱受痛苦，不得不用耸人听闻的自杀行为来结束这一切。可是尼科斯在我面前却显得很高兴,他只字不提自己的痛苦和第一次自杀未遂，而是用意外事故的形式来掩饰，他跟我谈起自己的著述和研究计划，询问我的研究情况，分手时他热情地拥抱我，似乎明天还会再见到我。后来我知道了当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的时候，我不禁对他的表现钦佩不已，那不光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友谊的举动，而且还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反应。例如，我后来得知，有位女友在听到一个记者说的话之后就完全销声匿迹了，那个记者谈到了我和一个“女意识形态家”的关系——因为她是一个观念史专家（根本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家！），她的一些只知道我名字的朋友便开始害怕了（她并没有害怕），都来提醒她所面临的危险：没完没了的盘问，公开的审判，到时她肯定要出庭作证，如此，等等。他们也是希望保护她。她便从我的一小群关系热络的朋友当中消失了。还有些消失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后，还有些消失的——我想到其中的一个，是我在高师期间多年来最忠实、最亲近的朋友，他每两天就来看我一次——，之前曾经给我许多物质上的帮助，可是一夜之间，没有预先通知一声，便突然消失了，直到现在我写信、打电话都没有回音。如果他读了这段文字，希望他能知道，我的家门是向他敞开的，如果他不来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会去敲他的门。饱经沧桑之后，我自认为对一切事情都能够理解，甚至能够理解那些在某个时刻似乎没有说明什么理由就躲开的人们。但是，除了和尼科斯的那次令人愕然的相遇之外，这类会面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在苏瓦西时，有一天有人来看望我：他是我“过去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是个杰出的人。他要我什么也不用说，只听他一个人讲。两个钟头的工夫，他只和我谈他自己的事，他可怕的童年，他父亲怎样和精神病院打交道，最后他对我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向你解释，为什么我不能来看你，我实在是受不了。一年后，他在接受精神分析的同时，长时间地准备自杀，但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自己的打算，连那个跟他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勇敢的年轻女人也不知道，他投了马恩河，静脉都切断了，身上装着沉重的铺路石。
我之所以要记述这些事实，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事后令我深感震惊，而且，它们还为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看待那些很亲近的朋友在面对我所经历的悲剧时的行为：他们不仅要面对这场悲剧，也要面对自己的焦虑，或许还要面对某些媒体人士在我周围不停煽动的居心叵测、纠缠不休的公众“舆论”。这些人士对别人的痛苦和悲剧浑然无知或是不屑一顾，却借着煽动这些舆论及其居心叵测的暧昧言辞而得到个人的好处（我不想知道是什么好处）。
要理解我的医生们在某些方面的行为，也必须考虑这些情况。
最后，经过休克疗法，并由此对我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的医生才小心翼翼地逐步同意我终于可以接受探访了。起初能见两个，随后三个，最后是五个，但是不能再多了，而且他要得到确实的保证，证明我这些朋友是绝对可靠的。就这样我又见到了一些亲密的朋友，还有两位亲密的女友，其中有一个很难得到医生的同意，是找了许多关系、花了很大力气，才达到目的的。这些探访对我来说也不都是令人放心的：由于男男女女的到来，往事重上心头，外部世界及其引起的可怕的担忧也回来了（我本以为自己已经永无希望了，所以我从来没有打算回去的这个外部世界便引起了我巨大的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医生的考虑是对的：这些探访可能使焦虑重新活跃起来，或者使它们更加严重。但是我受不了总是独自一人——这种由来已久的顽念后来给我造成了一些伤害——，所以恳求医生让我的朋友来看我。我的医生也懂得作出妥协，我能在圣安娜一直待到这段日子结束，也得益于这样的妥协。
但是，有一次，我的确想跟我的医生耍个可恶的花招。我交给我那位能外出的朋友多米尼克一份电话号码的单子，托他打电话通知其他朋友，跟他们确定哪一天、几点钟我希望见到他们。他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不知道我的医生怎么会听说了这件事，我看见他怒气冲冲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来到我的房间，他对我说，没有他的许可，我无权这样约请朋友，并且向我要走了他们的电话号码，让人通知他们不要来了。这是我和他相处中出现的惟一一次“冷淡”局面，不过很快便过去了。
时间在流逝，我感觉自己好多了。可这时高师的领导在国有财产部门的催促下，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甚至都没有通知我一声，便让人把我在尤里姆街的一大套公寓完全搬空了，而这套公寓跟我整个的一生血肉相连！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震惊。（从行政的观点看，我当时只是请“病假”，因此如果我恢复了健康，我还能够回去……）这项措施对我的打击如同判处我终身关在精神病院里一样，因为尽管我拥有自己的权利，但还是“有人”从外部把我从我的公寓里，也就是从我的身体里，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地勾销了我的存在！搬公寓的这件事情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有好几年工夫——直到现在我才习惯了下来。
我也为另一则消息感到震惊。按照警察局长的决定，我被强制禁闭，并剥夺了一切权利，交由一位法律代理人负责，而我仍然在警察局长的掌控之下，就像以往对待那些长期住院的案例一样，警察局长可以把我转移，也就是把我调到另一处精神病院去。这似乎是个规定。然而，要把我转到卡尔卡松去的事已经酝酿r很长时间！人们可以想像我和我的朋友们是怎样惶惶不安，到时候还怎么能指望他们来看我、在我近旁出现呢？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然而实际的真相还要可怕得多呢，我是直到最近这几个月，首先从我在苏瓦西的医生那里听说的，他说他是从我在圣安娜的医生那里得到的消息，而后者刚刚毫不含糊地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圣安娜的医生们当时受到来自“最高层行政当局”的“非常坚决的”压力，要把我关进外省的一所“强制性医院”，“以便最终了结阿尔都塞案件”。可是人们知道，很少有人能从这种强制性医院里出来，那里的状况实在比监狱还要恶劣：一般说来，进去之后就一辈子别想出头了。谢天谢地，我在圣安娜的医生们有勇气（因为这个词最恰当，他们当然有医疗的权利，但是也需要有援引这种权利的单纯的勇气）为我辩护，说我既不是危险人物，也不会使用暴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就这样，尽管我并不知情，却得以逃脱最极端的命运，否则我大概无法幸存，至少大概一辈子无法脱身了。但实际上，我的朋友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向舆论告急，事情也不会像“最高层”所希望的那样发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举行了1981年大选，司法部长，我那位高师的“同学”，被罗贝尔·巴丹泰取而代之。我的朋友们松了一口气，而我也可以被送往塞纳河畔苏瓦西了。
不过我的医生们的麻烦还没有到头呢：我不愿意离开圣安娜！我粗暴地抗拒着我的精神分析师提出的论据，他不得不一次次说服我，不知道来了多少回。我在圣安娜感觉挺好，像以往许多次那样，我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窝”，有一个我不愿失去的朋友；我在这座享有很高评价、人的面孔不断变更的大楼里找到了生活，还在那里的护士当中交了一个明友，他善于体谅和理解，是个腰圆背厚的安的列斯人，总是一副干净利索、心情愉快的样子。我特别害怕变化，自然有充足的论据：我当然熟悉苏瓦西，不过那地方离巴黎有四十公里，我怎么能接受朋友的探访呢？我的精神分析师徒然地跟我说——我凭经验就知道这些——我在那里会得到更好的治疗，那里的居住条件更舒适，远离巴黎和巴黎的各种风险，我在那里可以享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哪怕是在大公园里走走呢，还说在那里他照应我更方便，而且他也会按时去看我。但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我抱定了决心：我不想离开圣安娜。可是到头来，由于我只能考虑不是去卡尔卡松就是去苏瓦西，我最终还是让步了，但绝望到了极点。
于是，1981年6月，我坐救护车离开了圣安娜。为了谨慎起见，我的医生让人宣布我下午五点动身，可救护车两点就把我接走了。可能会来采访的记者和摄影师们都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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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孔：这个问题我也有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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